中国最受瞩目的两家钢铁企业合并的绯闻已经持续发酵一年有余，近日宝钢、武钢终于对外戳破窗户纸，正式宣告启动战略重组。随即有业内人士表示，两家已经开启南下产能转移新征程的巨无霸钢企，重组之后即将正式打破中国钢铁企业分布既有格局。
事实上，就在今年3月15日，在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第一卷高端冷轧成品已经顺利下线。距其200余公里的宝钢湛江钢铁基地，一号高炉已在半年前点火投产。而宝钢湛江钢铁项目二号高炉也即将于7月15日点火运行。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中国钢企分布往往有城市集中度高、北重南轻和内陆多于沿海等三大特点。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分布特征，据上海钢联某内部人士洪方(化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更多的是历史留存问题，而非钢铁产业自身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计划出来的钢铁产业分布格局，在进入新世代之后必然会受到新形势的冲击。
城市与钢企
在经济“一穷二白”的时代，发展就是硬道理。而这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曾经情投意合的恋爱期。在那个时代，地方政府放项目，钢企接单子;政府出政策，钢企享实惠。地方政府和钢企基本在步调和节奏上保持一致。但是曾经结下的海誓山盟早已烟消云散，剔除去产能等行业本身因素，钢铁企业和城市的相容性已经越来越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表示，上海实际上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的制造业，像钢厂、冶金制造这类产业，早晚都会转移。钢厂在工业化城市中逐渐消失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也曾经表示，钢铁企业已经不再是政府眼中的“香饽饽”。
华泰证券高级研究员薛鹤翔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作为曾经的城市宠儿，如今很多钢企已经百病缠身，不仅很难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支撑，更会持续消耗城市资源。此时推动钢企从城市迁出，为未来城市发展寻求空间是很多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
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重点扶持的行业，曾经光芒四射的钢铁企业心中也有产能转移的现实需求。据一位钢铁业内人士林晓(化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反映，由于历史原因，中国75家重点钢铁企业中，有18家地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这种分布不仅分散，而且相当一批钢铁产能远离市场，造成大量的钢材需要经过长距离运输才能销往客户所在地，这也导致钢企的物流成本增加。此外，随着环保压力不断实现硬约束，本已低位运行的钢企无力招架。
如果说，过去的钢铁企业在地方政府呵护之下，只需要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现在，钢铁企业只不过是互联网时代无数节点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钢铁企业依然只顾自己、封闭自己都只会“自毁长城”。因此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开始在域外寻找新的成长空间。
主动与被动
当转移成为一种现实需要的时候，中国钢铁行业终于开始了建国之后最大规模的产能转移。虽然产能转移路径各异，但原武钢内部人士张元(化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由于现在钢材运进内地比铁矿石等原材料运进内地成本要低，因此目前中国的钢铁企业大多选择沿海进行产能新布局。而这是目前钢企产能唯一比较确定的转移路径。
实力强劲的央企如宝钢和武钢开始全国范围内的产能大“腾挪”，华南地区的两座千万吨级钢铁项目——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和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已经开始点火运营。与钢铁生产企业扎堆的华北、华东地区不同，华南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屈指可数。华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城市巨大的市场需求，形成持续多年的“北钢南运”格局”，因此武钢和宝钢布局两广两大钢铁基地，承担着彻底改变东南沿海“大市场、小产能”的重大任务。而两座即将成型的钢铁“巨无霸”，也被寄望改变以往“北重南轻”的钢铁格局。
与宝钢、武钢等布局全国的央企相比，其他钢企虽然也承受着生活在城市当中巨大的成本和环保压力，但是囿于自身实力和战略定位，这些企业很难实现全国大转移，只能选择就近的最好区位来实现产能转移。6月24日，河钢集团发表重要声明，河钢宣钢规划整体迁出张家口，向唐山沿海地区搬迁。此前，重庆钢铁已经从位于重庆主城区的大渡口迁往长寿新区;东北特钢从大连甘井子区搬迁至大连金州区;鞍山钢铁迁至鲅鱼圈;青岛钢铁确定搬迁至胶南董家口;石家庄钢铁迁至河北黄骅港……
这些钢铁企业的外迁更多迫于外部压力。比如最早实现外迁的首钢，为了奥运期间的环境，不得不整体搬迁到唐山，虽然临近沿海，区位优势相较于唐山周边的中小钢企依然明显，但是褪去首都光环的首钢渐渐显露颓势。与之有相似命运的还有重庆钢铁，类似于当年首钢搬迁的“钢厂搬迁后遗症”，在重庆钢铁身上同样得到体现，由于前期搬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项目，在产能形成后却遭遇市场寒冬，大量负债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
新利益分配机制
但是，即使是宝钢、武钢这样的央企巨无霸也尚未成长到可以进行横向通吃，推动产业洗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布局的程度。据钢铁行业某位高管许汉(化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如果仅仅停留在大量钢企产能的重新布局，而没有考虑到技术升级等问题，那么将可能导致地区间深陷新的钢铁同质化竞争难以自拔。
此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也表示，宝钢安全转移到广东或者是到新疆以后，首先面临利益分配问题，就是说如何与当地政府形成长久的利益分配机制。一个地区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被另一地区征收了，税收和税源的不一致性，致使中国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非正常地扩大。作为最典型的案例，首钢自2005年迁出北京之后，生产在唐山市曹妃甸，税收交还北京的情况引发数年争议。
其实，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依然不成熟，在中国各个地方，市场要素流动、产业空间分布以及企业布局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行政力量。那些从北京、上海、武汉迁出的钢企巨无霸往往会面临种种隐性的障碍。中信建投策略分析师王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何平衡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形成新的协同架构成为外迁钢企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如果架构协调不到位，地方政府和钢企蜜月初期的浓情蜜意将很快会被互相龃龉所吞没，因为随着合作日深，效应却不见体现，那些曾经隐藏的问题终会暴露，而各方面已经在这个项目中投入很多。
从以上来看，钢企外迁之后在寻求新一轮发展之前，首先要解决好的就是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问题。
模式突围
既面临过往城市的隐性“挤压”，又无法快速与新城市实现对接，在钢铁行业整体环境低迷的当下，钢铁企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期。上海某智库某研究员王炎(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其实过惯好日子的企业往往容易陷入思维惯性，钢铁产业严重过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产能转移只是解决了钢铁产能分布问题，对于钢铁行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还需进一步着力。
在该研究员看来，钢铁企业的地域调整其实带来的是钢铁行业的大洗牌。钢铁行业存在众多的僵尸企业，危机中的企业还在苦苦挣扎，随着去产能政策的逐步细化与落地，这些僵尸企业将逐渐失去保护伞，成为其他优质钢铁企业的盘中餐。财大气粗的公司将会迎来对钢铁行业主动调整的最佳时机，这些企业可以对有潜力的优质企业和资源进行兼并重组，借此收拾行业残局、调控战略格局。
而上述上海钢联某内部人士洪方认为，对于在行业大调整中占得先机的钢铁企业来说，眼光更应放眼海外，因为未来中国钢铁企业只有有效融入全球体系，突破束缚，才能为国内钢铁行业的洗牌腾挪出缓冲空间。但是必须摒弃整合产能、优化效率就能摆脱困境的错觉，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才是更深层次的要求。在逆境中只有加大对高端钢材的研发投入，生产出高质量的镀锌板、热卷、冷卷和焊管等高端钢材，打开国际市场。这样钢企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中低端钢材领域的恶性竞争。
上述智库研究员王炎认为，中国钢铁行业持续多年的产能过剩，根子出在模式过剩上面。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历程中，强调经验的“可推广、可复制”，从而导致曾经成功的商业模式迅速在行政和市场的合力推动下席卷全国，进而带来同质化竞争。模式过剩反映的是企业发展中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要从根本上摆脱过剩的困扰，钢企必须在模式上进行突围。